男女之事，早已经成为一个老掉牙的话题。自从《圣经》的古老故事起，性就一直作为人的隐私而被讳莫如深，沉重的原罪意识使欢男爱女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很到程度上抵消了性带给他们的生命快乐，性同文化的矛盾成为伴随人类历史的一对尖锐而深刻的矛盾。揭示这一矛盾，为人类的生命解放摇旗呐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一直是许多作家特别看重的使命之一。但莫言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莫言看到，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便开始了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全部复杂关系，都往往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密切相关。因此，性不仅凝聚着人类的历史，而且关系人性的本质。因此，莫言常常设法把复杂的社会关系还原为男女直接的性爱关系，从而窥探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把握人类的本质，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性，是莫言探讨人性本质的重要切入口。

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轮回

    如果我们把莫言发表的作品仅仅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的扫描，就会发现莫言的性观念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转变过程，从前期美学的性转变为后期丑学的性。

    莫言早期作品如《春夜雨霏霏》、《售棉大路》、《民间音乐》等，皆是是莫言初登文坛的试刀之作，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方式都掩盖不住明显的单薄和幼稚，价值标准也趋于传统路数。男女性爱描写则以爱为主，像传统文学那样着重于爱情的酿造，性则处于冷落的潜在位置，这倒未必是莫言在有意回避性描写，而是因为这是得莫言尚未发现性对于他的独特意义，这时期可以说是“有情无性”的阶段。莫言凭借传统手法把男女关系描写得十分美好，是审美之性的开端。《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宣告了莫言小说中性意识的真正萌动和觉醒，《红高粱家族》则是性的勃发期，莫言开始以酣畅淋漓的笔调来描写这一被禁忌的主题。这个时期，莫言一直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欣赏着男男女女们的性行为的，性描写本身所带来的也不是原罪感而是审美快感，性作为一种生命力的表征而被莫言尽情地赞美和歌颂着。

    一九八六年对于莫言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年中诞生的《红蝗》、《欢乐》等标志着莫言小说中性观念的转变。它们和后来的《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金发婴儿》、《十三步》等一起标志着审丑之性的诞生。

    《春夜雨霏霏》抒发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农家女子对远方的丈夫的无尽的思念眷恋之情，简直就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然而小说那流畅委婉的文字，丰富饱满的感情，优美深沉的意境都让我们想起古人那些脍炙人口的相思离别之作，那些独守空闺、夜不成眠的思妇们，不正是用他那个样的方式向远方的心上人倾诉着自己珍贵美好的感情吗？离别造成的空间距离隔开了男女情人的肉体，性活动自然中止了，全部的被压抑的性力都升华到情感系统中来、从而充足的能源，超越时空限制的自由性，使情感活动因为离别愈加强烈起来。空间的距离感无形中创造了一个审美活动的自由环境，情感的炙热，想象力的自由飞翔，使得男女关系成为一种审美现象，这也就是爱情被奉为珍贵、圣洁、美好的神灵的心理基础。相思、伤离，自古以来，已成为一种审美模式。莫言早期的这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并没有突破这种模式。

    《售棉大路》也是一篇普通的言情小说，直到《民间音乐》，我们才窥见了莫言创作方式变化的端倪。单就漂亮泼辣的女店主花茉莉一方来看，她仅仅是个个性解放的典型而已，而加上一个小瞎子艺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微妙且带有神秘色彩，这一对男女关系之中，不仅包含着性爱关系，还有一种神秘的命运观念，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性爱与命运的纠葛。对于小瞎子来说，命运的奇遇给他风雨飘摇的躯体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安定优裕的物质生活，固定的生活位置，美丽的爱情图画都在挽留着他，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种命运指令在召引他走。不走难，走也难，然而小瞎子还是走了。恰好是在花茉莉热烈地拥抱他，“果子熟了该摘了”的时候，也就是在一对情侣不仅仅情投意合，而且是灵与肉就要完全结合的时候，小瞎子抛下了情人走了，感情可以埋在心中带走，爱人的肉体他是带不走的，于是，我们又看到一出有情无性的性爱悲剧。

    真正的男女爱性爱，是灵与肉的完美融合，否则或者有情无性，成为一场虚空的精神恋爱，或者有性无情，堕入生物欲望的泥潭。从莫言早期的几篇作品来看，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性，使他的男女主人公们完成着残缺不全的故事。可以说，这时候的莫言没有真正找到自我。

    《透明的红萝卜》使莫言一举成名，然而又是什么使《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的呢？固然像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是意象的营造和感觉的发掘，然而绝不仅此。《红萝卜》把一个生灵性的萌动过程非常精致地刻画出来，并由性的萌动扩展及整体的生命冲动，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意象才生气勃发，感觉才鲜活深微。

    黑孩是个社会的弃儿，由于世界不供给他足够的养分，他的生命呈现出惊人的羸弱。一方面这个可怜的小生灵与严酷强大的世界形成的巨大反差使黑孩的生命时刻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另一方面，如此羸弱的生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竟然生存下来，这本身又显出另一种生命的顽强。固然如此，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被挤压得苟延残喘的黑孩，再也无力同命运抗争，夺回被剥夺的一切生的权利和幸福了。除了生死线上挣命的一席之地这一最可怜的需求再无他求，一切作为正常人的欲望和需求都被排斥挤压到潜意识层。心理深深的自卑感和实践力量的极端薄弱，使得黑孩不由自主地向自我心灵深处撤退，对世界冷眼观之，甚至连说话的权利也放弃了，这种孤独超脱的生存环境无意中开发了黑孩独特的感觉和体验喧嚣的尘世当中的白日梦，便成为黑孩唯一的精神寄托，成为他幸福的源泉，同时这个弃儿无意中达到了一种审美化人生境界，他本人也由一个现实中丑陋的男孩变成一个美丽的精灵。

    然而被压抑的本能却没有被消灭。尽管他退守自我，现实有时可能会忽略他的存在，然而本能却饶不过他，他躲得开一切身外之物就是躲不开身内之物，于是当菊子姑娘和小石匠把爱的甘露洒向他干涸的心田的时候，竟然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生命欲求，最高层是爱，第二层是信任，最深一层就是性欲。而黑孩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不去追求生命欲求的实现满足，而是追求一种幻想满足。菊子姑娘身上寄托了他有生以来全部的爱和幻想，成为他 心中的美神和偶像，进而结合起来他全部的感觉经验，构成了黑孩美好的生存梦幻，这美梦又进一步刺激了他那奇妙的感觉，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清兰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音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这时候黑孩的生命力发挥到了极限。

    当黑孩全力以赴构筑他的人生美梦的时候，性的萌动时潜在进行的，由于性力冲不破那美丽梦幻的压抑，于是便不断被汲取和转移，充当了黑孩人生梦幻的内在驱动力，尚未发育成熟的黑孩的性欲就像无力冲破冻土的冬苗，在地下萌动着，直到他的美梦破没之时。

    菊子姑娘和小石匠在黄麻地里野合的情景，彻底击碎了黑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生梦幻，偶像被玷污的愤怒和爱被剥夺的痛苦这两种情感，在欲望的妒火烘烤下沸腾起来，同时，被野合场面撩拨起来的性冲动如决堤之江水，一发而不可收了，于是黑孩终于扑向了一向爱护他的小石匠，这是性力统治了黑孩，爱终于成为性的牺牲。

    美梦破灭的黑孩急切地要找回那美妙奇特的生命感觉看，那是他最后一点希望所在，然而感觉在最后关头背叛了他，黑孩终于真正一无所有了。小说结尾黑孩被剥夺得一丝不挂的场面极富象征意味，它象征着世界对黑孩的彻底剥夺，然而当一切被剥夺干净的时候，性的冲动却反而被唤起了。一丝不挂的黑孩用手捂住小鸡又松开，证明他做人的最后一点儿性羞耻观念也消失了，世界毁掉了一个艺术精灵，抛下了一个充满欲望的动物。

    《红高粱家族》像一杯佳醪为人们交口赞叹，就在于小说借着那充满生机和野性的自然背景所抒发的热烈的生命意识，那无边无垠绿森森的青纱帐容纳着无限的生命力量，那火红的高粱就是生命的象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通过小说所提供的宣泄模具尽情地抒发着人类的主题意志和情怀，从而得到极大的心理快感。

    而性作为生命的重要内容在《红高粱家族》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一群野性的英雄，在无边无垠的大自然中英勇潇洒地展示着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杀人放火、复仇惩恶、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特别是男女性爱，更体现出一种野性的自由，无疑小说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然而正是如此，这种自由的生命形式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平庸、猥琐、沉闷、压抑，更显出其不可企及的魅力。

     小说在几个方面展现了一种新的性爱意识。首先是性爱过程的紧缩。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性爱描写都是一种渐次展开的过程，男女主人公由相识、爱慕钟情到花前月下私定终生，然后方有偷渡爱河。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厢记》，张生和莺莺先是一见钟情，中间一个红娘牵线搭桥，最后方是翻越东墙。红娘存在，使性爱伸展为一种过程，从而避免了赤裸裸的性，同时使感情酝酿得更加细腻、成熟，这种含蕴、雅致的性爱方式，不仅属于中国文学传统描写习惯，更体现出中国人传统的生命形式。即使在以性描写为本体的“第一淫书“《金瓶梅》中，也遵从着这种传统性爱方式。潘金莲和西门庆那等风流淫荡任务，中间还得有一个王婆。然而《红高粱家族》抛弃了红娘，男女主人公在没有成熟的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就直接达到了性结合，一方采用盗匪式的强暴征服，一方则采取妓女式开怀向纳，性爱简化为赤裸裸的性交，性交不像传统文学中那样最为爱情的衍生物而是同爱情相融合，性与爱以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野合的形式中浓缩了性爱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生命快感完全体现为肉体快感。尽管如此，性描写对于《红高粱家族》来说并不作为艺术本体，性的意义，最终体现为生命意志的尽情抒发。

    其次是原罪意识的退隐。亚当夏娃的性爱故事自古以来一直蒙着一层丑陋肮脏的色彩，他们作为人类的祖先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耻辱的遗产——原罪。原罪是人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的自惭形秽，实际上是人类的理性之于本能的胜利，尽管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为本能的解放提供着越来越大的可能性，然而文化规范永远不可能彻底饶恕本能，只要人类的群体文明生活存在和延续，本能尤其是性本能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原罪意识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人本能的泛滥，保证了人类群体结构的稳固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又压抑了生命力的伸张，这也是人类发展史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解决这一对矛盾，靠的是一种科学完善的文化体制。

    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所构成的不是一种社会环境而是一种自然环境，以往黑云密布的文化规范在这里如淡淡的晨雾随风飘散，不能笼罩人的生存现实，丧失了制约和压抑的本能便迅速膨胀起来，成为左右人行为方式的主导力量，同时由于作为理性化身的上帝隐退，原罪意识也就退隐到那如雾的背景中去了，剩下的便是汪洋恣肆的生命宣泄，原处于潜意识层的本能占据了意识的阵地，而文化观念反被挤压到潜意识中去了。于是人在一种相当原始的层次上享受到了生命的自由。

    再其次就是贞操观念的沦丧。贞操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的压抑和摧残，特别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关系之上就更显出其危害性，所以个性的解放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首先拿它祭旗。然而，贞操观念对让你的要求却指向美的境界。它要求人以严肃、神圣的态度对待性行为，男女双方互相忠诚、节制，性行为是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晶，从而性和感情结合起来，披上了感情的神圣的外衣，这使人珍爱自己的肉体如同珍爱自己的灵魂，即所谓守身如玉、洁身自好。这必然又对性行为形成一种压抑。贞操观念使性爱神圣化、崇高化，最终形成一种美好珍贵的爱情之梦，虽然这美梦毕竟有些虚幻色彩，然而它无疑提高了人的生命层次，成为生命过程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故此，方有许多痴男情女为了他们美好的爱情之梦宁愿抛弃一切甚至生命，像抱柱信和望夫台的殉情故事未免带有封建主义的残酷性，但这种献身精神无疑是崇高的。

    自从男女主人公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以后，爱情的力量又驱使他们杀人放火复仇，为了爱情舍生忘死，不可谓不真挚不热烈，然而后来“我爷爷”又以相似的方式爱上了“二奶奶”，“我奶奶”一度另投怀抱，于是这一对生死恋人又相互展开另外争风吃醋的斗争，很难说清这种性爱方式是传统的三妻四妾还是现代的多角恋爱，总之，是传统贞操观念的沦丧。这一方面为性本能的宣泄开了绿灯，一方面也把人推向纵欲的泥潭。贞操观念的沦丧最终必然导致性的审丑化合爱情的迷失，没有了性的神圣感，也没有了守身如玉的节制行为，性的放纵使爱情丧失了大量的能源，必将趋向衰弱枯竭，而没有情的成分，赤裸裸的性行为必然是丑陋不堪的，就像贞操观念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基础上，男人三妻四妾，吃喝嫖赌，女人却要为男人守节，这本身自然是女子的悲剧，然而也许正是这种现实使那位呆子贾宝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见了女子便觉清爽宜人的吧，莫言《红蝗》中关于自古以来女人比男人好的人物对白，也是这层意思。

    然而贞操观念的沦丧导致审丑之性的厄运，在《红高粱家族》中却得以幸免。因为对于《红高粱家族》来说，无论是性爱过程的紧缩，还是原罪意识的退隐，还是贞操观念的沦丧，都不以性爱为艺术本体，性的膨胀只作为生命力的张扬来表现，因此，《红高粱家族》炽热的性描写，最终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歌颂。而生命力本身的热烈激昂、朝气蓬勃，就是美的本质，因此，性在这里仍然制造了美感。一旦性欲生命力赞颂相脱离，一旦赤裸裸的性行为作为本体被剖析，丑感也便接踵而至。

    从《红蝗》开始，到《欢乐》、《金发婴儿》、《十三步》、《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莫言现出一种新的精神现象，他开始以一种极端审丑的目光重新审视性现象，性重新变得丑陋肮脏，刚从耻辱柱中解脱的性，又被钉到了新的十字架上。性从天堂坠如了地狱。

    红蝗到底象征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然而那铺天盖地卷席而来的蝗灾，总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人的身存现实和历史命运。而莫言在通篇小说中一直把红蝗的泛滥成灾与食草家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人混乱放纵的性行为相联结相穿插，红蝗，实际上象征着性的泛滥！

    小说极力描述了现实中混乱的性行为。“教授给我们讲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时银发飘动，瘦长的头颅波动着，滑着半圆的弧。教授说他挚爱他的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把漂亮的女人看得跟行尸走肉差不多。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我们对于这位衣冠灿烂的教授肃然起敬。”然而就是这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起手把自己的人格涂抹得肮脏不堪。“在椅子上扭动着大姑娘和教授，她发出绝望的哭叫声，教授气喘吁吁，短促而焦急地嘟囔着什么。”文化仅仅充当了一种面具把人格打扮得漂漂亮亮，然而在本能面前，文化显得那么猥琐那么虚弱无能，从而人得以轻松地奸污了理性和道德，彻底放纵性本能。仇恨鄙视教授的“我”也难逃劫数。“她的双唇鲜红、丰满，她捂着脸压着鼻子，嘴唇被特别的强调，我感到我很可能要犯错误，因为，我的干燥嘴唇自动地噘起来，它像一只饥饿的猪崽子寻找母猪的奶头一样想去咂允玻璃里边那两片红唇。我惊讶地发现我身上也有堕落的因素，苦读十年孔丘著作锻炼的’金刚罩’竟是如此脆弱，这个女人，用他柔软的手掌温柔地打了我两巴掌，就把我的‘金刚罩’打得粉碎，我非常想堕落，我甚至想犯罪，我想咬死这个身穿黑纱裙两巴掌打死了我的人性打活我的兽性的女人”这说明“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纯粹道德性的批判是浅薄苍白的，本能无可指责，单纯批判传统文化的虚伪和腐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使莫言困惑，而不断堕落的现实又使他痛苦忧虑，“在座城市里只有两个女人没有情夫，一个是石女，另一个是石女的影子。我感到很可怕又感到很超脱，两行热泪濡湿了我的面颊。”

    性本能本身无可指责，关键是它的表现形式。档性欲同爱情结合在一起，表现为人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之时，当性力同生命力相融汇，吟唱出生命的赞歌之时，性是美丽的，性描写所带来的是一种审美快感；而离开了人类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抛弃了生命的全部意义的赤裸裸的性表演就丧失了美感的心理基础，认为他蠢蠢欲动的欲望所驱使，寻找着性发泄对象，他的性表演只能令人恶心。“小树林的长板凳上坐满了人，晦暗的时分十分暧昧，树下响着一片接吻的声音，极像一群鸭，在污水中寻找螺蛳和蚯蚓。”只要不把这种情绪误解为一种偏激甚至妒忌，我们就会明显感受到莫言对人类混乱丑陋的性行为现实的极端厌恶以及对人类前景的深刻忧虑，正是如此莫言才特意采用了极端审丑化的笔法。这种写法在其他几部小说《十三步》、《欢乐》等中都有所反映。在《欢乐》中借疯子高大同之口喊道“你吃过男人的阴茎！”这是对性混乱的人类的嫉妒厌恶和憎恨，也是对人的尊严的彻底亵渎，人已经堕落到衣冠禽兽的地步，人难成其为人了。

    本能无可指责，但放纵本能就是堕落。这决不是原罪意识的简单浮现，而是说明了莫言对人全部的新观察和信思索，由此，莫言找到了性爱这一生命难题的新的答案。

    亵渎，只是莫言迈出的第一步。

Ⅱ亵渎意识与弃儿情节

    莫言在《红蝗》曾经中写道：“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力的蛆虫跟墙缝力的臭虫没有本质的区别。”毫无疑问，莫言明目张胆要亵渎人的尊严，打破了人类清高的梦幻。

    早在《红高粱》中，莫言的亵渎意识就初露端倪。兽性之刀剥下人皮，这种描写带来的效果不仅仅是对于兽性的痛恨和对于人性的同情。因为被剥了皮的人制造了如此巨大的视觉同感，这种丑学的痛感在某种程度压倒了对于人悲剧式的同情，令人恶心，这实际上已经是对于人的亵渎。

    莫言对人的亵渎是全方位的，而作为人类隐私和原罪的性就成为最得力的亵渎工具，于是在莫言笔下，原罪之丑恶加上狗男女气喘吁吁的肮脏表演，人就更加使人恶心。

    莫言亵渎人类的显在动机是他的沉重的使命感，为了拯救人，使人自醒自强，而其深层心理基础则是他的弃儿情结，弃儿情结的外在形式就是莫言小说中的黑孩模式。除了《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还有《枯河》中的小虎，《欢乐》中的中学生，《复仇记》中的大毛二毛，《原罪》中的大福子吗《马驹横穿沼泽》中的小杂种等等，莫言还有一篇小说题目就叫《弃婴》。

    很难说清这种黑孩模式直到这种弃儿情结是源于莫言的自体验还是类体验，但这起码证明年轻的莫言对于人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因此，决不能把莫言的亵渎意识仅仅看作是一种偏激情绪的变态发泄。

    以黑孩为代表的弃儿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身体或智力的先天不足——上帝在制造他们时就已经抛弃了他们。先天的缺陷使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被抛弃的命运，他们无法按着正常人的方式发展和完善自己。无法正常接受社会生活，再加上生存环境的恶劣，也就注定了他们不为群体接纳。因此，他们孤独、内向、痴呆、迷乱，这使他们丧失了一种体验获得了另外一种体验，被抛弃的命运使他们无意中超然物外，冷眼旁观世界，从而形成了一种朦胧的感觉化的类审美体验方式，这种体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又进一步恶化了他们同社会的关系，最终导致的是被彻底抛弃的悲剧命运。

    《罪过》中有兄弟两个一个大福子和小福子，大福子因为生性呆傻而失去了父母的宠爱，因此父母便把去全部的爱寄托在不呆不傻的小福子身上。然而偏偏小福子死了，大福子没死，在这生死关头，大福子有幸看到了父母的真实表演，“娘跪在牛的近旁，梦呓般地说小福子，小福子，娘的好孩子，醒醒吧，娘包粽子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大福子吃……”“我的心里一阵冰凉”爹娘的真实感情彻底地暴露出来，大福子清醒地认识到他被抛弃了。弃儿此时想什么呢？“娘跪在小福子身边，含糊不清地祷告着。我一点不可怜她，我甚至觉得她讨厌！我甚至用灰白色的暗喻咒骂着她，嘲弄着她；从她迷眊的眼珠子里流出来的眼泪我认为一钱不值。你哭吧！你祷告吧！你这个装模作样的偏心娘！”“我恍惚觉得娘扑上来拉住我的胳膊，我回头一看，她的眼竟然也像鬼火般毒辣，她的脸上蒙着一层凄凉的画皮，透过画皮，我看到了她狰狞的骷髅，‘放开我’我愤怒地叫着。娘拉住我不松手，娘说：‘大福子，我的儿，小福子去了，娘就指着你啦！……’半个小时前你不是说：包粽子，不给大福子吃吗？我看透了！”原来庄严神圣的母爱竟是如此虚伪自私！偶像倒塌了，弃儿真正认清了自我的价值和位置，被抛弃的痛苦，得不到爱的嫉妒，爱受蒙骗的愤怒和窥见隐私的畅快都使弃儿产生一种强烈的变态的宣泄欲望，他要亵渎，于是大福子坐在图墙边划开皮肉制造新毒疮，“癞蛤蟆蹦到餐桌上，不会咬人也要膈应你一下”。弃儿清醒的自我意识使他对社会绝望直至决裂。对于他来说，决裂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回归自认的怀抱，一是死亡。因此《枯河》中的小虎，《欢乐》中的中学生，相继选择了自杀。在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自杀成了一种摆脱痛苦、寻求欢乐的方式，因为活着就是痛苦，而相反死亡使人解脱痛苦的折磨，因而成了美妙的欢乐之乡，“你飞翔着，盘旋着，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间里，你感到轻松自由、无拘无束，肉体不痛苦了，灵魂不痛苦了，你宁静，无欲无念，你说：欢乐呀！欢乐！我再也不要看你这遍披着绿脓血和绿粪便的绿躯体，生满了绿锈和绿蛆虫的灵魂，我欢乐的眼！再也不要嗅到你这个扑鼻的绿尸臭、阴凉的绿铜臭，我欢乐的鼻！再也不听你绿色的海誓山盟，你绿色的嘴巴里喷出绿色的谎言，我欢乐的耳！永远逃避了绿色我欢乐的灵魂”。不仅如此，自杀更潜藏着仇恨的宣泄功能，即把在现实中无法发泄的仇恨转向自身，借消灭自我来消灭自我所仇恨的世界，一个生灵在尚未真正踏入社会之前就被拒之门外，迫使这个幼小的生灵绝望愤懑地放弃了生存的权利，这是一个何其深痛的悲剧！也许莫言不忍心看着这些弃儿一个个悲惨地告别这个世界，于是他在另外几篇小说中采取了审美化的处理方式，那就是让这些小精灵回归自然，于是黑孩一丝不挂地消失在一望无际的黄麻地里，大福子离家出走，兜里装着鳖甲和心状鹅卵石，在芦苇荡中泥泞的小路上，遇见了那匹同样离家出走的骆驼。这种描写方式尽管很美，但是毕竟太虚幻缥缈，弃儿的命运注定他们离家出走也不可能重新找到家，同时在社会关系蛛网四结的世界上，哪里还有纯自然的生活！于是最终的归宿只有死亡。

    父母神圣的偶像在弃儿的心目中坍塌了，而在莫言的心目中， 坍塌的不仅仅是这一座偶像。凭借对人生现实的深刻观察和体验，莫言发现，群体理想的丧失和文化规约的萎缩都从根本上导致了欲望的膨胀和道德水平的降低，欲望的奴隶们毫无顾忌的自私与虚伪，使人与人的关系丑恶而危机四伏！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甚至爱情关系，都普遍被私欲所充斥，再没有神圣和庄严，再没有值得崇拜和献身的东西。与其说命运抛弃了人，不如说人与人互相抛弃了，更不如说人抛弃了自我。这就是万物灵长自居的人，这就是以世界主宰自傲的人看，莫言无法不亵渎，弃儿情结则是亵渎意识的原动力。莫言肯定能看到，反理性的社会风气同肉欲散发出的浓烈香气相混合，熏昏了人的头脑，人在沉醉中放纵，在放纵中沉醉，莫言不能不亵渎。

    于是莫言把人等同于粪缸里的蛆虫、墙缝里的臭虫，于是莫言用大便来形容爱情的最高形式，于是莫言把气喘吁吁的男男女女骂为狗男女。亵渎的快感掺杂着更深层的痛感，那就是为人的堕落而羞愤，为人的前途而忧思，最不负责的玩笑中深藏着最神圣的使命感，所以，我们把莫言式的亵渎叫做神圣的亵渎。

Ⅲ人之兽性与兽之人性

    莫言说过，人有狗性，狗有人性。在创作实践中，莫言正是把人放在生命存在的大群体之中，对于一切生命进行泛人化的探讨，从而莫言发现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某种共通性，也就是人之兽性和兽之人性。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使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摆脱动物性，之时摆脱得多少而已。没有人也就无所谓人性，只有当人脱离了兽群成为一种高级的生命形式之时，他才获得了不同于野兽的新的独特本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作为动物的属性消亡，而仅仅意味着那些原来显在的动物性被压抑进潜意识层或者被改装成高级的形式而已，一旦文明的约制力减弱，人身上的兽性就会像幽灵从地狱中游荡出来，这是人再一次沦为低等动物。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不断进化，人也就越来越增强了对于兽性的约制力，然而从本质上来说，最高等的动物仍然是东，人性最终不过是高级形式的动物性，因此，无法说人何时彻底摆脱兽性，只能说文明不断将兽性驯养成人性而已。

    因此，人与兽在本性上是可以沟通的，而达到这种沟通，就有助于莫言把人的生存现实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考察的，从而为他笔下的人寻求一条出路。

    如果说《红高粱家族》时期的莫言是极力要为被传统文化所压抑的生命力请命的话，那么《红高粱家族》以后的莫言就不是这样了，莫言发现，人甚至比他的祖先更加堕落、低级，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不是燃眉之急，最不争气的就是现实的人本身，或者说，堕落的人根本不具备批判传统文化的资格，所以，莫言批判的锋芒转向了。

    当正常的欲望被压抑，正当的权利被剥夺之时，人是悲剧的人，他的反抗和挣扎是合理的也是审美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莫言才在《红高粱家族》中给他的所同情的人以生存的充分理由，赋予他们茂密的高粱地红红的高粱酒，赋予他们勇气和力量，自由和爱情，让他们在野性的环境中重新获得社会生活中被压抑了的生命力和被剥夺了的幸福。然而作为个体与作为群体其生命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单独的个体来说，他捍卫生存权利谋求生活幸福的任何动机与行为都是合理的，但把个体放入群体生活之中，就要重新界定这种合理性，因为个体之间经常发生愿望和利益冲突，群体的人不是团结一致，以一种群体理想为最高准则，共同谋求幸福和出路，共同与大自然和人本身的兽性作战，而是像动物一样各自为政，哄抢争夺着食物、水、巢穴和交配对象，不惜生死相搏，同室操戈、手足相残、明争暗斗、尔虞我诈，那就真正沦为低等动物。同时由于人的所谓智慧，这种争斗就更加残酷恶毒、阴险和狡诈，从这点上来说，人比动物更加不如，更卑鄙更无耻，这时候人就丧失了人性而为兽性所主宰，人所演出的就是一幕幕的丑剧。所以性在莫言笔下从审美走向了审丑，被欲火灼伤的人没有了动物的发情期，就更加日以继夜、肆意妄为。

    如前所说，群体理想的丧失和文化规约的萎缩必然导致群体凝聚力的涣散和人欲横流。莫言有段话说得相当精辟：“家族的历史有时就是王朝历史缩影，一个王朝或一个家族临近衰落的时，都是淫风炽烈，扒灰盗嫂、父子聚麀、兄弟阋墙、妇姑勃谿——表面上看却是仁义道德，亲爱友善，严明方正，无欲无念。”《红蝗》中那个食草家族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影，而莫言也正是企图通过对这个家族的盛衰史的探讨寻找出人堕落的根源。文化的衰朽导致社会制度的腐败，最终导致人的堕落。

    莫言本来就有一种动物崇拜倾向，这种倾向的心理基础就是对人的失望，人不如动物，莫言才宁可把珍贵的情感寄托在动物的身上，以审美的笔法来描写动物的高贵、神圣、忠诚等这些本应属于人的品质，这种倾向于莫言的命运观念结合在起来，更增添了他作品中的神秘色彩，莫言写动物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歌颂动物本身，而是时刻和人相比较，莫言想使人惭愧继而奋起。莫言是从几个方面来写动物与人的关系的。

第一，比喻意义。把人当作动物来描写，人像动物一样低级下流无耻，直接暴露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说动物界的最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的话，那么这种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同样司空见怪，胜者王侯败者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强权即真理，就是这种自然法则最好的注解，人类间野蛮的侵占和剥夺，残忍的并吞和戕害，明争暗斗，尔虞我诈，阿谀奉承，摇尾乞怜，简直活同一群食肉啖血的豺狼，追腥逐臭的苍蝇，其争斗之残暴，手段之卑鄙，比动物更加低级。《复仇记》中有作威作福的虎狼之辈，也有摇尾乞怜的猪狗之人，特别是那些两面派——见虎狼为羔羊，见羔羊为虎狼，就更为可憎可恶，小说中无论是害人者还是受害者，都不存在道德的合理性，全是一群丑恶的动物，在分抢着食物。小说中杀猫的一段文字吧人 潜藏的兽性淋漓畅快地揭露出来：“爹走到苹果树下，对准猫头，用包着猪皮的大鞋尖，猛力一踢。猫被踢飞起，在空中翻了两个滚；猫跌落在地，在地上翻了两个滚。仔细一看，猫头破裂，猫眼珠子迸出，猫胡子挂着血珠……。爹磨快了刀，开始剥猫皮，猫的尾巴像旗杆一样竖起来，猫身体悠来荡去，爹无奈，又用拳头把猫头乱捶一阵，直到猫尾巴像死蛇一样垂挂下去才罢手……他们看到爹把猫的热呼嘟的内脏从腹腔里拖出来时，感受到了翻胃的痛苦。”自此，人的极端的冷酷残忍，人疯狂的迫害欲和杀戮成性都被揭露无遗。

第二，拟人意义。借写动物来写人，赋予动物以人的行为特征。如《球状闪电》中的刺猬，《猫事荟萃》中的猫，《狗道》中的狗等便都是借写动物来写人的，明写动物暗写人。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复仇记》中对小母猪的一段拟人化描写：“约克霞梳妆完毕，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加布那么轻捷，屁股扭得那么活泛，小尾巴在两腿之间扭呀扭呀真好看。简直像跳舞……约克霞跳累啦，回到她铺着干草的床位上坐下，从墙缝里夹出一条花手绢，揩着额头上的汗，她说：’朋友们，这是我为你们进行的最后一场表演啦，很快，我要去一个新地方，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我们都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当然也是有嫉妒的，但即便是嫉妒也不敢公开说出来，甭说是有权有势的人，就是有权有势的猪，也得罪不起啊。……他们经常半真半假地看到，那条母猪穿着的确良布缝成的花衬衣，前腿上挎着一个小皮包，在大街上行走。又住了几年，她上街时腚后跟着一群穿背带式裤衩、滚瓜溜圆、活蹦乱跳的小家伙，可爱的不得了。”在莫言式的幽默与怪诞中，包含着对人生存现实的深刻形象的揭露，这是莫言对人的嘲讽和鄙视。

第三，象征意义。把动物当作神性的象征来描写，写出动物身上远胜人类的高贵品质。如《白狗秋千架》中那个颇识主人心意的白狗，《红蝗》中那铺天盖地是人类震慑畏惧的红蝗，《金发弃婴》中那头以轻蔑嘲弄的目光鄙视人的公猪等。《奇死》中那只狐狸本来发现了隐藏的猎手，但它偏偏在枪口下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地踱着方步，似乎是在考验着猎手做人的忠诚信义，更好像是向那些专门暗箭伤人的人示威，耿十八明白这一点但他终于还是开了枪，而当他被鬼子乱刀加身气息奄奄之时，身受其害的狐狸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救了他的命，这就写出了动物身上勇敢、坦荡、忠诚、信义等高贵品质，可惜这些品质人却丢失了。《马驹横穿沼泽》中的母马驹，简直就是神灵的化身。它和男孩相依为命、同舟共济、历尽艰险，并救了男孩的性命，他们俩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相约婚后不提马字，然而生活的长河冲淡了男孩的记忆，他把当年的海誓山盟忘得一干二净，终于破坏了盟约，成为他们爱情悲剧的罪魁。小马驹本身是神性的象征，她扶持男孩走过沼泽，修成正果，然而又是人背信弃义，赶走了自身的神性——理性精神，最后也自误前程，留下无尽的悲叹和忏悔。而充当这种象征载体的，恰恰是动物而不是人。

    人兽关系的三种形态，沟通了人与动物的本质联系，从而揭示出人的本体残缺。这不再单单是一种狂热的亵渎，而更多的则是一种无情的现实的揭露，莫言为人的自救提供了某种参照。

    扩展一步来看，莫言笔下物种之间的本质属性比较，不限于人兽之间，总的来说，是男人不如女人，成人不如婴儿，活人不如死人，人不如动物。《红蝗》中说“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如一日，还是男人比女人坏”；《金发婴儿》中婴儿那高贵的目光使鄙琐的复仇者自惭形秽；《十三步》中说“死人抓不住活人”等等，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式的反文化倾向，因为相比较而言，女人受文化感染比男人少，婴儿比成人少，死人不再受文化感染，动物是一尘不染。反文化是莫言主动接近自然化的人，而本性泛滥成灾和人的堕落现实又使莫言继而厌恶人与人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人如何才能重新找回失落的人性，真正无愧于人这个称号呢？这也许不是莫言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Ⅳ老婆是别人的好及其他

    热烈的张扬、痛彻的批判、愤怒的亵渎之后，莫言开始以一种相当冷静克制的态度重新审视人类的性行为现实。也许莫言的所有激动都更多的是尽情抒发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主体情怀，而从现在开始，他要以一种至少是类科学的精神，考察性爱的现代形式和现实内容，而这正是《十三步》的首要意义。

    纵观莫言的整个创作历程，我们发现了他心灵深处的一对矛盾。有时他为性行为所体现的勃勃生命力而欢呼，有时又为性的泛滥成灾而忧虑，有时更为人丑陋肮脏的性表演而羞愧愤怒，这种矛盾的情感态度既呈现为纵向的伸展，又呈现为横向的交织。比如《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敢爱敢恨、潇洒畅快的性行为固然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是，一旦“二奶奶”、罗汉大爷乃至土匪黑眼都加入他们的性爱纠葛之后，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莫言所表达的已经不仅仅赞美之情了。同一部《红高粱家族》交织着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态度，这种现象在莫言描写性爱的其他几部小说汇总同样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尽管莫言在每一创作阶段都有一个显在的动机和主要倾向。

    也许莫言觉得不解决这对矛盾他再难超越自己，也许莫言更觉得过去那种狂热的偏执情绪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于是莫言开始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的变化首先是从艺术视角的转变开始的，《十三步》没有了高粱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和斗争，也远离了红蝗泛滥的原野上食草家族的历史，当他把视角转向现代城市生活之时，作为社会生活和 性爱生活双重基本单位的家庭，便成为他的新的高粱地，所以不同的是，相对于那些超凡的英雄和变态的狂夫，《十三步》所描写得全是普普通通得人，我们看到，性走完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轮回，终于又回到了人世间。

    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生产方式与性行为方式相互交织的产物。生产方式是决定家庭存在及其形式的社会因素，性行为方式则是影响家庭的人性因素，也就是说，家庭的内容及形式，既是社会形态的反应，同时又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性行为方式——自爱情产生以后就是性爱方式。“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①既然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社会及人性的记录，对于莫言来说，选择它作为考虑现代性爱形式的视角真是再便利没有了。

    当性爱诞生以后，家庭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性爱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也就是说，相对于古代人的财产、名誉、地位、权利等给家庭带来的悲欢离合，现代家庭中泽愈来愈多地感受到性爱的纠葛。

    家庭使男女性爱合法化、形式化，家庭给欢男爱女灵与肉的结合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和安乐窝，所以那位古人说，婚姻像鸟笼，外面的鸟想飞进来。

    然而家庭对于性对象的固定化无疑又限制了性的自由，因此家庭作为一种文化又和本能发生了冲突，抛开家庭生活的不平等不谈，抛开家庭生活的责任和义务不谈，文化的压抑仍然使本能头痛，因此，那位古人又说了，婚姻像鸟笼，里面的鸟想飞出去。

    体现在现代家庭内部的就是这种根本的矛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本能不断被松绑，这种矛盾也就越来越动摇着家庭的根基，这就是《十三步》所展示的文化背景。

    现代家庭是爱情之树结出的果实，还是男女性行为的一个桥梁？特别是当生产方式对家庭的压力放松到较小程度之后，性爱，似乎就成为家庭的主角，然而这个主角是怎样扮演的呢？

    “想当年我风华正茂……我每天清晨沿着大道跑步。春天里百花盛开，公园里的紫丁香香气毒辣，令人直打喷嚏。路边的杨树上垂挂着千串万串小流苏般的、咖啡色的杨花，，在流动的空气里索落落地响。几天后杨花谢了，路面上几乎不见。一团团从城郊飘来的柳絮翻滚粘成团，与杨花拌在一起。踏着柔软的杨花和柳絮跑步，我的心里充满柔软的感情，风里有杨树放出的辣乎乎的味道……”。“你想起了初次闻到融化在暖洋洋的春天的空气里的杨树的味道时，肠子呼呼隆隆地蠕动着，对爱情的渴望猝然间涌上你的头颅，嘴唇发痒，你想 找个姑娘亲吻。杨树的辣乎乎的味道，毫无疑问地成了成熟你的爱情的催化剂……”。“她的脸红扑扑的，一闪而过，但一个鲜明深刻的印象生死不怕地刻在了你的胸膛上：他的微微撅起的上唇上有一撮绿油油的小胡子。这撮小胡子使你大吃一惊，你感觉两叶肝像大铜钹一样拍在一起，咣嚓一声巨响，余音袅袅，在胸膜上颤抖。你认定了上唇上生着绿油油小胡子的红脸蛋女人是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何况脖子上还围着一条苹果绿色的绸纱巾……”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抄引这么一段文字，就在于它非常富有代表性地描述了性爱的发生到家庭成立的一段过程。这种“一见钟情”的性爱模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已经是司空见怪的了，春花秋月，美景如画，怀春少女和钟情少年墙头马上、一见倾心、终成眷属，早已成为老掉牙的故事，然而古典作家们都没有能把男女结合之后的家庭悲欢描述给读者，这一点莫言做到了。

    这就是张红球——李玉婵家庭的诞生，而惊人相似的是方富贵——屠小莫也是以相类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这种以性爱为基础建立的家庭的命运，成为贯穿《十三步》的中心线索。然而一个自由平等组合起来的一度似乎美满的家庭，终于因为张红球的性无能而毁灭了。“嫁给你干什么，我有性欲”，性生活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爱情的枯竭，爱情的枯竭又进一步使得性本能松了一口气，于是家庭摇摇欲坠了。于是善良忠厚性无能的张红球一次又一次地戴上绿帽。“一个女人竟然因为男人满足不了她肉体的欲望而发疯”，书呆子张红球也许永远不能理解这一点。然而这正是小说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言在这里以一种相当复杂难言的情绪描写了这个家庭的破灭，这是性的渴求使得李玉婵厌恶组后驱逐了性无能的丈夫，处于同样的原因她接纳了方富贵的到来，这种换药不换汤的调包之计使得她堂而皇之地更换了性对象，到此，这个家庭名存实亡了，调包之后的家庭已经是一个新的家庭，小说中的假面具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性对象的可替换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家庭存在的基础。可以看出，莫言并没有因为张红球的忠厚善良而给予他全部的同情，也没有因为李玉婵放荡自由混乱的性行为而给予她全部的谴责，尽管她的性行为并非十分美好甚至有时令人恶心，但莫言绝对没有像以前那样有意丑化什么亵渎什么，这种令人吃惊的心平气和并不单纯是笔法的变化，更反映出莫言创作动机的转变。他试图充分揭示出家庭生活中双方各自的合理性，这也是莫言走向深沉的一个标志。

    “男人无法在两个优秀的女人之间作出鉴别，这就叫做——孩子是看着自己的好，老婆是看着别人的好”。假面具也给了方富贵一个获取新的性对象的堂皇理由。“老婆是别人的好”也一度将他卷入性的狂涛，然而家庭美好生活的记忆像一盏灯塔在本能的汪洋大海中闪烁，性的狂热退潮了，而他却永远失去了生活中的位置。于是曾带给他性自由的面具，成为谋杀他的凶手。方富贵之死，是莫言对人性的一声沉重的叹息，同时也保留了莫言对人的一线希望，我们无法将之看作作家为他的小说凭添的一点亮点，因为那直接就是人性折射出的一线光辉。

    “这两个故事，像两条小蛇，在屠小英的思想缝隙里穿插游走，搞得她心神不宁，搅得她坐卧不安，丈夫死亡，是对女人的考验。如果飞来一个小和尚，我能抵抗住诱惑吗？”对于这个“安分守己”的妇女来说，本能与理智的矛盾同样激烈地进行，然而天真的女儿却到处一个深刻的哲理“爸爸死啦，我们要活下去，死人没有道理抓住活人不放松。”

    如果说性无能同时又对性欲表示困惑的张红球简直就是一具理性的躯壳的话，那么李玉婵也几乎就完全成了性本能的载体，而方富贵、屠小英则是另外的两种类型，理智与本能的矛盾一直纠缠着他们，所不同的是，对屠小英来说，这种矛盾斗争主要埋藏在心里，而对于方富贵来说同时还体现在现实行为之中。这四个人实际上已经概括了现代家庭生活中几种性观念类型，无论是“一个女人竟然为了男人满足不了她肉体的欲望而发疯”，还是“我有性欲，”还是“老婆是别人的好”“死人不能抓住活人不放松”，都反映出家庭生活中性爱与道德的矛盾以及在这种矛盾的撞击下现代家庭的颤抖。

    社会风浪的冲击是现代家庭动荡的外在因素，而“老婆是别人的好“，则是家庭潜在的危机，方富贵用他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方富贵最终用他的死宣告了另外一点”虽然老婆是别人的好，但是世上还有比别人的老婆更好的东西，那就是神圣纯洁美好的爱情之梦。

    通过对现代家庭的解剖透视——尽管手法是相当荒诞的，但精神是非常现实的，莫言完成了他性爱世界的立体营造：天堂——地狱——人间，可以说是莫言创作生涯的一个总结。

Ⅴ现代性禁忌

    在这是我们在总结莫言的性观念之后，提出的一个非科学的概念。

    尽管莫言作了大量的探索和执着的努力，他仍然不可能找到一个解决性爱危机的济世良方，因为任何良方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把“现代性禁忌”成为非科学的概念。

    根据恩格斯的总结，人类性爱形式和家庭形态，呈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从群婚制的无家庭到排除了两代血亲性交关系的血缘家庭，到进一步排除了兄弟姊妹性关系的普那路亚家庭，再到不太稳定的对偶制家庭，最后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形式的变迁不仅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结果和记录，而且它本身对人类进化特别是人种的进化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亲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的分子”② 我们看到，家庭形式的变迁所直接反映的是性关系的变化，即有群婚制度下混乱自由的性关系逐渐向对偶制婚姻过渡，最后是一夫一妻制的胜利，这一过程的现实依靠的是原始的性禁忌，也就是依靠文明对性的压抑来实现的，由于实行这种血亲性禁忌造就了人种的明显优势，这种压抑机制从而也就对人类的进步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然而文明机制的压抑并不能证明本能力量的减弱。相反“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的杂婚形式中，这种新的杂婚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像一个暗影一般罩在家庭尚明”③本能就像一个被关在地狱之门的幽灵，一旦压抑机制放松，便会游荡而出，特别是在旧的性爱道德解体新的性爱道德尚未建立健全之时尤甚。当一个社会的文明机制发生混乱之时，本能便是诱人堕落的罪魁，性欲本是人类正常的生理需要，性爱，更是人正当的权利和幸福，但是一旦脱离了文明机制的约束，性爱最为一种深刻而高级的幸福便失去了它的高级内涵，沦落为原始意义上的性行为，灵与肉的分离使人成为欲望的奴隶，莫言曾情绪激昂地论述了这一可怕的现实“被欲望尤其是被性欲毁掉的男女有千千万万，什么样的道德劝诫，什么样的酷刑峻法，都无法遏止人类跳进欲望的红色泥沼被红色漩泥灌死，犹如飞蛾扑火”。这样，人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我们看到性堕落比性压抑更可怕，因为后者产生出悲剧的人，前者则制造出小丑。

    正是面对这种现实，我们提出现代性禁忌这个概念。正如原始性禁忌对于人种进化的重要意义一样，现代性禁忌在一种新的层次上将对人类的进步产生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要求与灵结合得肉欲，与情结合得性，它督使人类压抑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美好神圣的性爱靠拢，向永恒的幸福之乡靠拢，因此，现代性禁忌在根本意义上不是一种性压抑，而是指向个性解放的坦途。

    正如文化是人对于自然地征服，性爱则是人对于自我肉体的征服。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由仅仅向自然乞食走向自食其力，也就是说，人越来越多地享用自己文明的成果——物质的和精神的，只有当人在完整的意义上享受自己的成果时，他的享受才是理直气壮的自豪的幸福的。人在征服自然之前无法真正享受自然，同样，人在征服自己的肉体之前也无法真正享受自己的肉体。真正的性爱体现为人对自我肉体的征服，而纯粹的性则相反。只有前者才是一种深刻的崇高的享受，而后者人则成为性欲的奴隶，而奴隶是谈不上真正的幸福的。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就是在于人高级的精神活动，精神是人的指路明灯，是人生的希望和光明，激励人战胜苦难，永远向着终极目标进发，也正因为如此，人的生存才体现出积极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

    然而，“老婆是别人的好”。抛弃美好神圣的性爱之梦，在欲望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醉生梦死之余，生命的全部要义都被忽略了，只剩下本能尽情地宣泄，宣泄之后，便是灰白的寂寞和无尽的空虚，于是便重新猎取性对象，在新的性行为中寻求刺激，周而复始，愈陷愈深，宝贵的生命一天天走向衰亡。人不是通过性行为来证实其主体生命力，而仅仅是用来刺激越来越疲软的肉体和越来越麻木的精神，不是在证明活着的意义，而是仅仅证明他还活着，仅此而已。

    为此，我们和莫言齐声呼唤新的性爱道德。

《怪才莫言》（花山文艺出版社）第六章   男人与女人

注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71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42页

③摩尔根《古代社会》转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61—62页